雾谷飞鸿 | 《美国文学纲要》连载：美国叙事文学, 1945-1990：现实主义与实验（1）
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八章 美国叙事文学, 1945-1990：现实主义与实验（1）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美联社图片）
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叙事文学异彩纷呈、门类繁多，无法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在电子时代创建地球村的同时，欧洲的存在主义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国际潮流为这一文学形式注入了活力。电视节目的口语化语言使口头文学传统获得新生。口头表达形式、媒体和大众文化对叙事文学产生的影响日益显著。
过去，精英文化以它所奠定的地位和树立的范例影响着大众文化。在战后的美国，情况似乎恰好相反。严肃小说家如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Jr.）、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和多克特罗（E.L. Doctorow）等人从漫画、电影、时装、歌曲和口头历史中汲取营养，同时对这些不同形式的文化进行评论。
这种观点并非轻视叙事文学：美国作家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具有玄学性质。作家们日益标新立异，自我意识——或者说自省愿望——日益增强。他们常常发现传统模式毫无用处，而在更为流行的素材中寻找生命力。换言之，战后几十年里的美国作家发展了一种后现代感受力。现代主义叙事视角的重新构建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创造新的愿景势在必行。
现实主义传统及1940年代后期
如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样，下半叶的小说反映了每一个十年的特征。1940年代末经历了二次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
二次大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 1948）和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走向永生》，From Here to Eternity, 1951）是使用这方面素材最出色的两位作家。他们都展示了近乎于黑暗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两人都竭力避免颂扬战争。欧文·肖（Irwin Shaw）的《幼狮》（The Young Lions，1948）也是如此。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的《凯恩兵变》（The Caine Mutiny，1951）同样表明，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民生活中都处处可见人类的弱点。
后来，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以讽刺和荒诞的笔触描写二次世界大战（《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1961）），揭示了战争的荒唐愚蠢。托马斯·品钦天才地描述了一个复杂的实例，对不同形式的现实加以模仿嘲弄和置换（《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1973））。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则在发表了描写二次大战期间盟军轰炸德国德累斯顿的反战小说《第五号屠场，又名儿童十字军》（Slaughterhouse-Five: or, The Children’s Crusade，1969）以后成为1970年代初期反主流文化一颗耀眼的明星(冯内古特曾作为战俘亲眼目睹对德累斯顿的轰炸)。
1940年代新人辈出，包括诗人兼小说家和散文家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以及短篇小说作家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和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除米勒以外，这些作家全都来自南方，他们全都在探索家庭或社区里个人的命运，聚焦于如何平衡个人的成长与他们对群体承担的责任。
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
南方“逃亡者”（Fugitives）作家之一的罗伯特·佩恩·沃伦的职业生涯横跨大半个二十世纪，可谓硕果累累。他一生关注在历史环境中表现的民主价值观。他的经久不衰的小说《国王的人马》（All the King’s Men，1946）通过对休伊·朗（Huey Long）这个派头十足而又阴险狡诈的南方政客的几乎不加掩饰的描写揭露了美国梦的阴暗面。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
戏剧家阿瑟·米勒出生于纽约，1949年发表《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达到其创作生涯的巅峰。该剧本以主人公威利·洛曼（Willy Loman）的家庭为背景，围绕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跌宕起伏展开，揭示了人在一生中追求成功与自身价值却最终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它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融合，通过悉心刻画的形象丰满的人物以及对个人价值的坚持——尽管历经失败和错误——揭示主题，成为反映20世纪40年代文学观念的一面镜子。《推销员之死》是为普通人谱写的一曲感人的赞歌。正如威利·洛曼的遗孀在赞颂威利时所说，必须对普通人“予以关怀”。这是一出凄美而冷峻的剧，却反映出对美国梦的追求。如剧中一个人物具有讽刺意味地指出：“推销员必须有梦想，干这一行就得如此。”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推销员之死》不过是米勒几十年中创作的许多剧本之一。《我所有的儿子》（All My Sons，1947）和《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1953）都属于政治性作品，一部反映的是当代生活，另一部则以殖民时代为背景。《我所有的儿子》描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制造商明知故犯地将残次品部件运往飞机制造厂，导致数名美国空军死亡。《萨勒姆女巫》则描述17世纪萨勒姆（Salem,今马萨诸塞州）女巫受审案件——清教徒殖民者被当作女巫受到审判并被错误处决。但它所表达的想法——民主制度不能容忍对无辜者的迫害——在1950年代初期这出剧上演时有着现实意义，因为当时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和其他一些议员发起反共政治迫害，导致无辜者受难。部分由于这一原因，米勒在1956年被召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作证，要他提供共产党同情者的名单。米勒拒绝了这一要求，因而被指控蔑视国会，但这一指控在上诉时被推翻。
米勒后期的剧作《维琪事件》（Incident at Vichy，1964），描写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欧洲犹太人在纳粹分子及其帮凶手中遭到的毁灭。 在《代价》（In The Price，1968）中，两个兄弟努力想摆脱过去的重负。米勒的其他剧作包括两部独幕剧《名声》（Fame，1970）和《原因》（The Reason Why，1970）。他的散文收集在《走廊里的回声》（Echoes Down the Corridor，2000）一书中。他于1987年出版了自传《时间枢纽》（Timebends: A Life，1987）。
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1906-1984）
像罗伯特·佩恩·沃伦一样，莉莲·海尔曼道德观的形成受到南方的影响。她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新奥尔良度过的。她的引人入胜的剧作探索权力的各种假象和滥用。在《儿童们的时间》（The Children’s Hour，l934）中，一个工于心计的女孩使两名女教师的生活遭到毁灭，因为她告诉别人说她们是同性恋。在《小狐狸》（The Little Foxes，1939）中,一个富有的南方家庭为争夺一笔遗产而进行争斗。表现反法西斯主题的剧本《守卫莱茵河》（Watch on the Rhine，1941），源于1930年代她在欧洲的游历。 她的回忆录包括《一个不成熟的女人》（An Unfinished Woman，l969）和《旧画翻新》（Pentimento，1973)。
许多年来，海尔曼与杰出的剧作家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哈米特笔下的精明能干的侦探人物萨姆·斯佩德（亦译“史贝德”，Sam Spade）令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着迷。哈米特创造了典型的美国式硬汉侦探小说《马耳他的猎鹰》（The Maltese Falcon，l930）和《瘦汉》（The Thin Man，1934）。
像阿瑟·米勒一样，海尔曼拒绝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供共产党同情者名单,她和哈米特曾一度被列入黑名单（被禁止在美国娱乐业从业）。海尔曼在她的回忆录《恶棍当道的年代》（Scoundrel Time，1976）中记述了这些事件。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
田纳西·威廉斯是土生土长的密西西比州人，是20世纪中期美国文坛较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焦点是家庭——其中大多是南方家庭——中的感情创伤。他尤以重复的魔咒（一种南方诗体文）、怪异的哥特式场景和对人类感情进行弗洛伊德式的探索著称。他是最早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美国作家之一。威廉斯解释说，他笔下受煎熬的人物的渴望反映了他们的孤独。他的剧中人物都生活在极度痛苦之中。
威廉斯创作了20多部长篇戏剧，其中多为自传体。他早在1940年代便以《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1944)和《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1949)达到了创作生涯的高峰。在此后的20多年里，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这两部那样丰富和成功。
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
凯瑟琳·安·波特漫长的一生及创作生涯横贯几个时代。她的第一部成功作品是以墨西哥革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盛开的犹大花》（一译《开花的紫荆树》，Flowering Judas，1929）。这部为她赢得声誉的精美之作以微秒的笔触揭开了蒙罩私人生活的面纱。例如，《被遗弃的维瑟罗尔奶奶》(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1930)准确地再现了强烈的感情。她往往寻求表现妇女的内心世界和她们对男人的依赖。
波特细腻微妙的笔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西兰出生的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波特的短篇小说集包括：《盛开的犹大花》（1930）、《午间酒》（Noon Wine，1937）、《灰色骑士，灰色马》（Pale Horse, Pale Rider，1939）、《斜塔》（The Leaning Tower，1944）和《短篇小说集》（Collected Stories，1965）。她在1960年代初期创作了一部反映永恒主题——人类的相互责任——的长篇寓言小说《愚人船》（Ship of Fools，1962）。故事以1930年代一艘来自纳粹德国的上层人士和难民乘坐的客轮为背景。
波特虽不是多产作家，但是她影响了后来的几代作家，其中有她的南方同行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和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
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2001）
出生在密西西比州一个迁至南方的富有北方人家庭的韦尔蒂得到罗伯特·佩恩·沃伦和凯瑟琳·安·波特的引导。事实上，波特曾为韦尔蒂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绿色的帷幕》（A Curtain of Green，1941）作序。韦尔蒂细致入微的小说以波特小说为楷模，但是比波特年轻的她更感兴趣的是滑稽与怪诞。像同是南方人的弗兰纳里·奥康纳一样，韦尔蒂往往把不太正常、古怪或特殊的人物作为她描写的对象。
尽管她作品中有暴力，韦尔蒂的诙谐在本质上却是富有人情味和正面的，如在她经常被选编入集子的短篇小说《我为何住在邮局》（Why I Live at the P.O.，1941）所表现的那样。小说讲述一个固执而独立的女儿从家里搬出去，住到一个小小的邮局里。韦尔蒂的短篇小说集包括：《大网》（The Wide Net，1943）、《金苹果》（The Golden Apples，1949）、《英尼斯弗伦的新娘》（The Bride of the Innisfallen，1955）和《月亮湖》（Moon Lake， 1980）。韦尔蒂还写了以一个现代种植园家庭为主题的《德尔塔婚礼》（Delta Wedding，1946）和《乐观者的女儿》（The Optimist’s Daughter，1972)等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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