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忠:“利益问题政治化”才是当代中国的纠结 与邱震海博士商榷

袁忠:"利益问题政治化"才是当代中国的纠结
与邱震海博士商榷

(2012-07-30)

早报导读

● 袁忠

  《联合早报·天下事》7月13日登载了一篇邱震海博士的文章《今日中国须力戒"专业问题政治化"》,以德国为例倡导"政治问题专业化",认为由此中国"政治上的纷扰也就消解了一大半",海晏河清几可达矣。我对此文不敢苟同,无论是从国情上,还是从逻辑上都说不通,也只能同样遗憾地说"这是当今中国一个极大的误解"。

  文章对维稳也看走眼了,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对今天中国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研究,其实没那么复杂,"维稳"本质上就是"维利"。中国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海内外培训热火朝天,专家学者也人头攒动,但贪污腐败、社会割裂、可持续发展等都没有解决! ,愈� �愈烈,岂是专业二字可以了结的。这里也从德国说起罢。

十九和二十世纪德国的启示

  德国从1870年到1914年的经验的确值得借鉴,但我们要看到其实质及其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德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济萧条,首相俾斯麦既专制镇压又建立临时政治同盟。他在剥夺社会主义者出版和集会的权利同时,仍然获得大多普通工人的支持,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排除阻力首创并力推一系列社会福利法案。他是靠实际的法律行动和现实效果取得人们的支持的,即真实地保障了民众的权益,这不是一个专业的问题,而一个利益问题。俾斯麦主导了德国的崛起,但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赞美的理想时代。

  德国到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前夕,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在多元分工状态下代表不同新型职业、经济部门和集团利益的组织纷纷涌现,既包括官方的利益组织如各类商会,又包括含工业、商业和农业三大类的民间协会团体。纷纷成立的政党背后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如自由保守党与德国工业家协会,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等等都是政治与利益的结合。

  一战和二战之间特别是三十年代,德国经济飞跃,跑在英法前面而仅次于美国。纳粹德国发展经济的措施有很多,如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扩大垄断组织、政府投资公共设施(如高速公路就是此时发明的)等等,经济奇迹证明其手段不可谓不"专业",但问题恰恰出现在专业掩盖了政治。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团体和政党都被取缔,从意识形态到社会机构都专制化,亮丽的经济数据淹没了可怕的政治意图,公权打压私权、权力与资本融通等等让"德国战车"走上了生灵涂炭的二战不归路。

政治话语中的利益镜像

  邱文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 ��民社 会,那么这些问题很快就能通过社会层面得以博弈和舒缓"。这是将一个当前十分艰难的目标,幻想化为书面的讨论前提,即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这个终级目标,作为"专业问题"存在必要性的依据,显然是不对的。

  前面讲的德国的例子充分说明所谓专业问题的虚无,利益问题才是实质,政治要么是幌子要么是旗帜。"政治"一般就是指各种集团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集团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在中共看来,政治更多的是指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则常常演化为一象征、符号、信仰,有时甚至转化为党派或者领袖的道德形象,中共建政后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政治"根据需要与主义、体制、立场、中央、人民等等划上等号也就毫不出奇了,不讲这些就是不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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